一.序言
蒙古兴起于十三世纪初。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窝阔台、贵由、蒙哥、忽必烈南征北战，使蒙古军队的足迹印在东亚、东南亚、中亚、西南亚及欧洲等地，建立起包括一系列宗藩国在内的大蒙古国。
在成吉思汗到蒙哥执政的这一段时间里，蒙古帝国的中心地域是漠北--成吉思汗时代的政治中心是在怯绿连河（即克鲁伦河）上游的大斡耳朵；窝阔台时代的政治中心已经迁移到了新建的首都和林。忽必烈即位之后，却将政治中心南移--不再以漠北的和林为首都，而是以开平为上都，以燕京为中都（后改建为大都），采取了两都制。
由此可见，蒙古帝国其政治中心建立的顺序是大斡耳朵、和林、上都、大都。综观历史，一个帝国的政治中心，其陷落代表着这个帝国的灭亡，对于凭借武力而建立起来的蒙古帝国，其政治中心的陷落，不但是武力衰退的标志，也是统治走向崩溃的标志，而在元明交替时，蒙古帝国历代政治中心陷落的顺序是大都、上都、大斡耳朵、和林。下面将按照蒙古帝国历代政治中心陷落的顺序，对其陷落的过程一一予以叙述。
二.大都、上都
忽必烈于中统元年（1260年）三月在开平即汗位，史称元世祖。上文已经提及，元朝是两都制的，两都分别是指大都与上都，大都位于古幽燕之地，即今日的北京；而上都就是原来的开平，位于滦河上游。元帝春夏居上都、秋冬居大都。
元末至正年间，爆发了农民大起义，各地群雄纷纷起兵，声势浩大。至正十八年（1358年）十二月，由关先生、破头潘率领的一支义军攻克了上都，焚毁元帝宫阙，其后，元军收复了上都。
控制了江淮地方的濠州钟离人朱元璋，于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月派徐达、常遇春率军北伐，目标直指元大都。不久，朱元璋称帝，以应天（今南京）为京师，年号“洪武”，国号为“大明”，史称明太祖。
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初二日，明将徐达“进师取元都，师至齐化门，命将士填壕登城而入（关于明军克大都的经过，详见拙作《史诗般的征服--明取元大都简析》）。”
过去很多历史学者都认为，明军攻克大都，意味着元朝政权被推翻了，这种看法其实并不全面，因为元朝是两都制的，大都失陷了，还有另一个政治中心上都存在。例如李治安先生指出：“在人们的一般印象中，雄踞燕山脚下的元大都，其地位和重要性似乎超过位于蒙古草原东南边源的元上都，甚至有以大都为正都，上都为陪都的看法。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由于'上都分省'实是朝廷中枢组织'都省'的核心部分，由于'上都分省'官员每年扈从皇帝在上都驻留半年左右，'发号布政，罔不在焉'，从而构成了实际上的全国政治中心。严格地说，元代的上都和大都，至少在政治上是同等重要的，并没有正陪主次之分。因皇帝岁时巡幸，上都和大都是迭为政治中心或留都的。上都和大都，均设有留守司，就是有力证据。”
元顺帝在大都陷落的前夕，带领百官扈从逃往上都。洪武二年（1369年），明将常遇春、李文忠“率步卒八万，骑士一万，自北平（明朝将大都改称为北平）往取开平”，元顺帝不得不放弃上都而逃往应昌，明军“北追数百里，俘其宗王庆生及平章鼎住等，斩之。凡得将士万人，车万辆，马三万匹，牛五万头。蓟北悉平。”名将常遇春在凯旋途中病死于柳河川，其追击元帝的战略任务转由李文忠代为经略。
洪武三年（1370年），李文忠率军经居庸关、兴和、察罕恼儿、开平等地进攻应昌。《明太祖实录》记载：“（五月）癸丑，左副将军李文忠师趋应昌，未至百余里，获一胡骑。问之，日：'四月二十八日，元主已殂，今日应昌往开平，报国丧'。文忠即督兵，兼程以进。癸卯，复遇元兵，与战，大败之，追至应昌，遂围其城。明日克之，获元主嫡孙买的里八剌并后妃宫人暨诸王省院达官士卒等，并获宋元玉玺金宝一十五、宣和殿玉图书一、玉册二、镇圭大圭玉带玉斧各一，及驼马牛羊无算，遣人俱送京师。惟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与数十骑遁去。文忠亲率精骑追之，至北庆州，不及而还。”
应昌之战可视为上都之战的延续，从大都逃出的蒙元小朝廷，终于在应昌之役被歼灭。不过，当时跟随元顺帝从大都逃出的百官扈从，仍然有一部分在应昌之战中成为了漏网之鱼。例如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即与一些随从逃往了漠北，明军要到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的捕鱼儿海之役，才基本上将这些漏网之鱼打尽。
三.成吉思汗的大斡耳朵
斡耳朵是“宫帐”的意思。成吉思汗有四大斡耳朵--大皇后孛儿帖就住在大斡耳朵，其地在怯绿连河（克鲁伦河）上游；忽兰皇后住在第二斡耳朵，其地在土兀剌河（土拉河）；也速皇后住在第三斡耳朵，其地在不儿罕山（肯特山）附近；也速干住在第四斡耳朵，其地在哈剌和林（鄂尔浑河）之西。
在上述的四大斡耳朵中，前三大斡耳朵都是集中在东至兀古者河上游、西至不儿罕山、南至怯绿连河上游、北至斡难河上游一带。这一带地区的面积大小相当于现在的海南岛，是蒙古帝国的祖宗肇基之地，历史地位无可替代--《元朝秘史》一开头就说蒙古人的始祖孛儿贴赤在“斡难河源头的不儿罕山，立下了营盘”，而成吉思汗也是在斡难河源正式即大汗之位，他的葬地就在这一带，其后，多位蒙古大汗及宗王的葬地也是在这一带--《史集》称：“在成吉思汗的子孙中，拖雷汗、蒙哥汗以及忽必烈合汗的子孙和他的氏族的伟大遗骨，也安置于上述地方。”
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封皇孙甘麻剌为晋王，就藩于“太祖四大斡耳朵之地”，代替北平王那木罕统领蒙古本土。甘麻剌祖孙三代均嗣封晋王。元武宗时，设立了和林行省，分割去晋王的一部分权力，天历时期帝国内乱，甘麻剌的孙子八的麻儿间卜死于上都，此后，晋王之封遂绝。不过，直到元末，晋王在漠北的管理机构内史府仍然继续存在。
在成吉思汗的四大斡耳朵之中，其大斡耳朵的地位特别重要，因为在成吉思汗的继承人窝阔台建都和林之前，大斡耳朵一直是蒙古帝国的政治中心。尽管此后蒙古帝国的政治中心先后迁移到和林、上都、大都等地，但大斡耳朵始终保持着独有的影响力--窝阔台汗是在大斡耳朵即汗位的，后来的蒙哥汗及泰定帝也是在此即位的，故大斡耳朵的得失对蒙古帝国的盛衰而言，亦具有非常大的象征意义。
元末明初的应昌之战后，故元太子爱猷识理达腊败逃漠北，不久即汗位。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五年（1372年），命十五万明军北征--“（徐达）以征虏大将军出中道，左副将军李文忠出东道，征西将军冯胜出西道，各将五万骑出塞。”
其中，李文忠率东路军由居庸关而趋应昌，兵锋直指克鲁伦河。《鸿猷录》记载李文忠“略地至驴驹河、朵颜等处。”所谓“朵颜”并非是指明代辽东的朵颜三卫，而是指不儿罕山一带的兀良哈部落，因为辽东的朵颜部与不儿罕山的兀良哈部实际上是同族，均起源于斡难河流地域，所以在明籍中经常会出现“朵颜”与“兀良哈”二词互换的情况。《史集》记载兀良哈部落一个叫“兀答赤”的千夫长，在“成吉思汗死后，他的子孙们带着自己的一个千户，在称为不儿罕山--合勒敦的地方，守卫着成吉思汗伟大遗骸所在的他们的森严禁地。”所谓的“不儿罕山--合勒敦”，显然是在不儿罕山当中，可见，李文忠到达的“朵颜”之地，必然是成吉思汗的葬地不儿罕山，由此推论，李文忠此前经过的“驴驹河”，当然就是成吉思汗的大斡耳朵所在地克鲁伦河上游。李文忠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顺利地越过了这一带，继续向和林进军，蒙军已经弃守了他们的祖宗肇基之地。
李文忠一直进军到阿尔泰山东面的称海之地才撤军。《明太祖实录》记载李文忠在回师时“夜行失故道，至桑哥儿麻，士卒无水渴甚。文忠默祷于天，忽所乘马跑地长鸣，泉水涌出，人皆以为天助云。”这里所说的“桑哥儿麻”，在《元朝秘史》中叫“桑沽儿河”，相当于今天的僧库尔河。元史学者陈得芝先生称，“（日本学者）那珂通世最早指出，曲雕阿兰（大斡耳朵的所在地）应是在克鲁伦河与其上游支流僧库尔河汇流处附近河中之一岛”，而他本人则进一步考证曲雕阿兰应在“克鲁伦河与僧库尔河汇流点之西、两河下洲之间的广阔地区。其地应在巴颜乌兰山之南。”据陈得芝先生的著作介绍，一些蒙古学者及东德学者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此地附近找到了大斡耳朵的遗址。
《元史.文宗本纪》记载至顺二年（1331年）八月，大斡耳朵的所在地仍有“民户万七千一百六十”，陈得芝先生认为“若按每户五、六口计”，该地人口“约有十万口上下”，与“哈剌和林、称海并为元代漠北三大重镇。”李文忠部回师的路线必然经过“桑哥儿麻”及“驴驹河”。也就是说李文忠军经过了克鲁伦河与僧库尔河汇流的那一带地区，而大斡耳朵的所在地就在那里。但是，明人史籍在记载李文忠军经过那一带地区时没有碰到任何“重镇”，可能当时的大斡耳朵已是屡经战乱，成为了一片断墙残垣，甚至渺无人烟，故末能引起明军的注意。
四.和林
和林，又叫哈剌和林。《元史》记载，成吉思汗十五年(1220年)就已经定都和林了，但《元朝秘史》、《圣武亲征录》、《史集》均没有提到过此事，据陈得芝先生的考证，所谓的成吉思汗定都和林，“其实是成吉思汗在和林地区建立了一个新斡耳朵(但不是'首府')”，这个斡耳朵就是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中的第四斡耳朵。
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窝阔台在即位之后的第七年，开始在鄂尔浑河畔兴建和林城，建筑工程一直延续到蒙哥汗时期。蒙哥汗死后，他的两个弟弟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立。忽必烈在开平即了位，而阿里不哥则在和林即了位，双方大打出手，忽必烈凭借中原丰厚的人力物力，最终取得了胜利，阿里不哥于中统元年(1264年)投降。忽必烈随即将蒙古帝国的首都从漠北和林南迁至开平，仅在和林设置了宣慰司都元师府。
后来，漠北持续发生了诸王针对大汗的叛乱。元廷多次派遣亲王、大臣率军平乱,并先后封北平王那木罕、晋王甘麻剌等镇漠北(上文提到甘麻剌,祖孙三代均坐镇漠北)。元廷还于大德十一年(1307年)罢和林宣慰司，改设和林行省，进一步加强了对漠北地区的控制。和林行省管辖和林路及称海宣慰司都元师府等，皇庆元年(1312年),元廷改和林行省为岭北行省。
元末明初，元顺帝的继承者爱猷识理达腊在应昌之役惨败后，逃往了漠北。关于爱猷识理达腊的驻地，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日本学者和田清根据《明太祖实录》的有关记载认为，爱猷识理达腊撤到了和林。而我国研究蒙古史的学者达力扎布则认为“对蒙古大汗来讲，拥有四大斡耳朵就象征继承了成吉思汗的遗产，也就有了宗主的资格。所以，有元一代大汗都牢牢地控制着岭北地区，特别是大斡耳朵所在的克鲁伦河中上游至三河之源的地区。昭宗(指爱猷识理达腊)北走，也应当据守此地。”表面看来，达力扎布与和田清的观点有一致的地方，因为成吉思汗的第四斡耳朵就在和林城一带。可是，达力扎布根据成书于十七世纪的一些蒙古史籍否定了和田清关于爱猷识理达腊撤到和林的观点，因为蒙古史籍《蒙古黄金史》及《蒙古黄金史纲》等书一致记载了元顺帝“由古北口逃出，乃建巴尔斯和坦相对峙。”达力扎布据此认为，“巴尔斯和坦”这座位于克鲁伦河畔的城是“北元比较长期的政治中心所在。”达力扎布的观点得到了国内一批专家的响应，例如近年出版的代表官方态度的《内蒙古通史纲要》就引用了达力扎布这一新观点。
我认为达力扎布用蒙古史籍的记载来否定《明太祖实录》的记载不太妥当。一方面，《明太祖实录》基本上是当事人记当时事，而上述蒙古史籍大多数产生于十七世纪，比《明太祖实录》要晚出，其可信度与《明太祖实录》相比，肯定要打折扣。另一方面，蒙古史籍一致记载的元顺帝“由古北口逃出，乃建巴尔斯和坦相对峙”的这一段话，有多处错误。首先，跟随元顺帝一起离开大都的刘诘，遗留下了一本《北巡私记》，里面清楚地记载了元顺帝是从居庸关逃出的，而并非象蒙古史籍所一致记载的古北口；其次,根据诸多明代的汉文史籍(例如《北巡私记》、《明实录》等等)，元顺帝离开大都之后，跑到了上都，后来又跑到了应昌，最后病死在那里，根本就没有到过漠北的巴尔斯和坦--就连达力扎布也承认这一点，但是他猜测跑到巴尔斯和坦的是元顺帝的儿子爱猷识理达腊。
尽管明军曾经多次横扫过克鲁伦河那一带，尽管明帝与蒙古大汗多次互派使者、互通书信，可是明代的汉文史籍对巴尔斯和坦这座城没有任何记载，这不能不令人怀疑这座城到底是不是“北元比较长期的政治中心所在。”相反,清代的史籍记载了此城，这表明该城直到明末清初才发生了一点影响--它可能是成吉思汗之弟别里古台后裔的驻地，当时满清正对其进行招降。
蒙古史籍大多数产生于十七世纪，这不是偶然的。有人认为这些蒙古史籍其实是蒙古诸部降清的产物--蒙古贵族们向满清献上载有自己世系的史籍，是为了获取政治上的利益，其内容出于政治目的任意涂改，特别是关于元末明初那一段历史，错漏之处非常多。就象二十世纪国际著名的汉学家伯希和所指出的那样：“《阿勒垣.托卜赤》(即《蒙古黄金史纲》)与萨囊.彻辰的《蒙古源流》，只能追溯到十七世纪，而这些书的声望属于最低等的那一流书中。”
上文已经说过，明太祖于洪武五年（1372年）兵分三路北征，其中李文忠的东路军打到了“驴驹河、朵颜等处”，也就是今天的克鲁伦河、肯特山那一带，随后，又进军到了土剌河，逼近和林。《明太祖实录》记载“虏将蛮子、哈剌章觇知之，悉骑渡河结阵以待”，双方爆发了激战，李文忠率领明军一直打到阿鲁浑河，“虏遂败走，获人马以万计”。这里的“虏将蛮子”及“哈剌章”，后来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四月，与北元汗廷一起在捕鱼儿海那一带遭到明军的打击，特别是“哈剌章”，就是跟随元顺帝一起从大都出逃的“知枢密院事哈剌章”，由此可见，“蛮子”及“哈剌章”所率领的保卫和林的部队，是元帝的直属部队，据此足以证明，当时的元帝爱猷识理达腊的确是撤到了和林，而不是远在克鲁伦河的“巴尔斯和坦”。
李文忠率军由阿鲁浑河之后，“追至称海，虏兵又集。文忠勒兵据险，椎牛享士，纵所获马畜于野，示以闲暇。居三日，虏疑有伏，不敢逼，乃遁去。文忠亦引还。”另外，《王享记》记载“文忠自驴驹河疾趋进，败虏将蛮子、哈剌章于土剌河，追至于阿鲁浑河，又追至于聘海”，清楚地说明在土剌河、阿鲁浑河、聘海与李文忠作战的一直是蛮子与哈剌章。
“称海”与“聘海”，是同一地方的不同译名，即是隶属于元和林行省的称海宣慰司。对于这座城的具体位置，专家们众说纷纭。有人认为称海城是在和林城的北面鄂尔浑河上游，这是和田清的观点，而台湾官方三军大学出版的《中国历代战争史》就采取了和田清的观点，如果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那么李文忠就没有打到和林城。更多的人认为称海城是在和林城的西面、阿尔泰山的东面，如果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那么，李文忠由克鲁伦河一直往西前进到阿尔泰山的东面，当然也就越过了和林城。
正如陈得芝先生所说的“和田清的说法去事实最远”。实际上，《元史》等大量的历史文献表明，十三世纪末，元世祖忽必烈的曾孙海山率部出镇称海，抗击海都等反叛势力时，其驻防地就在阿尔泰山一带。也就是说，李文忠向称海挺进时的确到达了阿尔泰山的东面，早已经越过了和林。明人高岱的《鸿猷录》亦称洪武五年李文忠“取和林，虏遁去。”和林城是一个寄生城市，要靠从汉地输入大量物资历来维持。《史集》记载窝阔台时代“每天有五百辆载着食物和饮料的大车从各方到达该处（指和林）。”蒙哥死后，阿里不哥据和林与忽必烈争立，忽必烈切断了汉地对和林的供应，阿里不哥就难以继续在和林呆下去了。而到了洪武五年的时候，蒙古统治者已经被驱逐出了中原，自然也不会有什么物资继续供应和林，这时候的和林城恐怕成为眇无人烟的废墟了，明军并没有在此地停留。
《明太祖实录》记载蒙元名将扩廊贴木儿自洪武三年（1370年）的沈儿峪之战败后，跑到了和林，“爱猷识理达腊复任以事。”那么，李文忠在向和林进军时为什么没有碰到扩廊贴木儿呢？这是因为李文忠的东路军是配合徐达的中路军一起进军和林的--当时扩廊贴木儿正在率领元军南下阻击由雁门关北进的徐达部。徐达的中路军于三月在土剌河击败了扩廊贴木儿。扩廊贴木儿后撤，再与贺宗哲率领的另一部元军会师，一举击退了跟踪而来的徐达部。徐达筑垒自保，然后撤回。此外，徐达的部下汤和亦在断头山一带与元军作战时受挫。
扩廊贴木儿虽然击退了徐达的中路军，但李文忠的东路军却乘机横扫了和林，然而，东路军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跟随李文忠出征的宣宁侯曹良臣、骁骑左卫指挥周显、振武卫指挥同知常荣、神策卫指挥使张耀俱战死。
《明太祖实录》记载扩廊贴木儿在此战之后“徙金山之北”，“卒于哈拉那海之衙庭。其妻毛氏亦自缢死”。关于“金山”的地理位置，史学界又有争论。和田清认为“金山”是指阿尔泰山，而“哈拉那海”在科布多一带。如果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那么扩廊贴木儿很可能参加了在称海城阻击李文忠的战斗，因为称海与科布多均在阿尔泰山的东面，两者相距不太远。达力扎布则认为“金山”是“元将纳哈出所据今吉林怀德一带的金山”，而“金山之北”可能是“指克鲁伦河中下游一带”，“哈拉那海”可能是《元史》中“屡见不鲜”的人名，“衙”是指“驿站”。两者各执一词，那一种说法最接近于事实，现在还难以断定。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扩廊贴木儿与徐达作战之后，再也没有返回和林。
洪武五年的岭北之战，是关系蒙元小朝廷存亡的大决战，战后，蒙元小朝廷以及扩廓贴木儿均永远离开了和林。此后，蒙元的小朝廷再也没有固定在某一据点，而是来回活动于克鲁伦河、哈拉哈河及大兴安岭等地，真正退回了游牧状态。
五.游牧的汗斡耳朵
从洪武五年（1372年）昭宗爱猷识理达腊离开和林到崇祯七年（1634年）林丹汗病死于甘肃大草滩为止，在这二百六十多年的时间里，历任蒙古大汗均不再拥有固定的首都，其政治中心是汗斡耳朵，由于分裂与战乱，历任蒙古大汗的斡耳朵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处于四处飘荡的游牧状态。
自从爱猷识理达腊的继任人脱古思贴木儿死后，蒙古诸部一度陷入了混乱状态，就象明成祖所说的，“夫元运既讫，自顺帝之后传爱由识里达腊（即爱猷识理达腊）至坤帖木儿,六辈相代瞬息之间,且未闻一人遂善终者。此亦可以验天道。”在一个时期内，连当时的蒙古大汗是谁，各种史料的记载也是大相径庭，更不用说其政治中心--斡耳朵的确切位置了。尽管如此，检诸史料，仍然有很多蒙古大汗的斡耳朵被明军进攻及摧毁的纪录，下面将对此予以探讨。
六.捕鱼儿海
爱猷识理达腊离开和林之后，于洪武十一年（1378年）死去，脱古思贴木儿嗣位。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脱古思贴木儿率部游牧到喀尔喀河、贝尔湖、克鲁伦河一带，在此遭到了明军歼灭性的打击。
《明太祖实录》记载以脱古思贴木儿为首的蒙元小朝廷(即是汗斡耳朵)是在“捕鱼儿海”被歼的。所谓的“捕鱼儿海”，即现在的贝尔湖。当初元太祖成吉思汗按照蒙古游牧贵族的传统分封亲族时，将兀鲁灰河等地（相当于现在的乌珠穆沁旗一带）封给了同母弟哈赤温的后裔。而邻近的捕鱼儿海亦应该是哈赤温后裔的势力范围。
关于脱古思贴木儿部被歼的过程，《明太祖实录》有详细的记载，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三月“大将军永昌侯蓝玉率师十五万，由大宁进庆州，闻虏主脱古思贴木儿在捕鱼儿海，从间道，兼程而进”，“丙辰，黎明至捕鱼儿海南饮马，侦知虏主营在海东北八十余里。玉以弼（即定远侯王弼）为前锋，直薄其营。虏始谓我军乏水草，必不能深入，不设备，又大风扬沙，昼晦，军行，虏皆不知。虏主方欲北行，整车马皆北向。忽大军至，其大尉蛮子率众拒战，败之，杀蛮子及其军士数千人，其众遂降。虏主脱古思贴木儿与其子天保奴、知院捏怯来、丞相失烈门等数十骑遁去。玉率精骑追之，出千余里，不及而还。获其次子地保奴等六十四人及故太子必里秃（指爱猷识理达腊）妃并公主等五十九人。其詹事院同知脱因贴木儿将逃，失马，窜伏深草间，擒之。又追获吴王朵儿只、代王达里麻、平章八兰等二千九百九十人，军士男女七万七千三十七人，得宝玺图书牌面一百四十九、宣敕照会三千三百九十道、金印一、银印三；马四万七千匹，驼四千八百四头，牛羊一十万二千四百五十二头，车三千余辆。聚虏兵甲焚之。”十多天后，“大将军永昌侯蓝玉破故元将哈剌章营，获其部下军士一万五千八百三户，马驴四万八千一百五十余匹。”
捕鱼儿海之战，蒙元损失十万人左右。而明军的损失却是微不足道，据说是“不费寸兵，以收其效。”
洪武五年和林之战中幸存下来的蒙元军队，主要有蛮子、哈剌章的军队及原属扩廊贴木儿的军队。这些军队全部参加了洪武二十一年的捕鱼儿海之战。他们虽然在和林逃脱了灭亡的命运，却最终在捕鱼儿海末能幸免。
首先，蒙元小朝廷直属的蛮子及哈剌章二人的军队，他们一直承担着保卫蒙元小朝廷的任务，《明太祖实录》详细地记载了他们在捕鱼儿海与蒙元小朝廷一起覆灭的过程。其次，还有上文提到的扩廊贴木儿及其部属在和林之战之后跟随着爱猷识理达腊，“从徙金山之北”，也就是说扩廊贴木儿一直跟随着爱猷识理达腊转移到了“金山”，而《明太祖实录》记载扩廊贴木儿“卒于哈剌那海之衙庭”，死亡时间是洪武八年八月，其后，明军在洪武二十一年的捕鱼儿海之战中，俘虏了蒙元“詹事院同知脱因贴木儿”，脱因贴木儿就是扩廊贴木儿的弟弟，此战之后，各种史料再也没有关于原属扩廊贴木儿的军队的记载，由此可知，包括脱因贴木儿在内的原属扩廊贴木儿的军队，已经在捕鱼儿海被歼灭。
值得一提的是，明军还在捕鱼儿海俘虏了蒙元吴王朵儿只。朵儿只是成吉思汗同母弟哈赤温的后裔。他在世袭的封地上被俘，意味着成吉思汗亲自分封的哈赤温汗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元主脱古思贴木儿及其子天保奴在逃亡途中被阿里不哥后裔也速迭儿所杀，与脱古思贴木儿一起逃亡的知院捏怯来、丞相失烈门于当年投降了明朝。自从元顺帝于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带领百官部属从元大都出逃之后，这个以元帝为首小朝廷经上都、应昌、和林、捕鱼儿海等一系统激战，至此基本上已经瓦解。
七.成吉思汗的始兴地及其葬地
蒙元小朝廷的直属部队在捕鱼儿海之战几乎损失殆尽，蒙古大汗脱古思贴木儿在逃亡的途中被元世祖亲弟阿里不哥的后裔也速迭儿所缢杀。也速迭儿在瓦剌等部落的支持下登上了汗位，然而，蒙古政局仍然不稳。《明史.鞑靼传》记载：“敌自脱古思贴木儿后，部帅纷拏,五传至坤帖木儿,咸被弑,不复知帝号。有鬼力赤者篡立,称可汗,去国号,遂称鞑靼云。”所谓“鞑靼”，其实就是明人对蒙古本部的称呼。
明永乐年间，蒙古主要分裂成鞑靼和瓦剌两部分。鞑靼废黜了原大汗鬼力赤，立了一位名叫本雅失里的新大汗，而实权则掌握在权臣阿鲁台的手中。据《蒙古源流》记载，阿鲁台为“阿速人”，而在元朝时，由阿速人组成的阿速卫是元廷的侍卫亲军之一。有学者认为“捕鱼儿海之役，阿鲁台同产兄妹二人被明军俘虏，他本人则似乎在哈剌章部下。后来阿鲁台以呼伦贝尔为根据地，左右蒙古政局达三十年，可能就是在哈剌章旧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瓦剌原分布于札布汗河、科布多河、额尔齐斯河、叶尼塞河上游，据说人口有四万户以上。此时，瓦剌乘蒙古本部的势力日渐式微的机会，开始介入争夺蒙古统治权的战争中。
鞑靼与瓦剌互相混战，瓦剌占领了和林一带。[48]据日本学者冈田英弘的研究，“肯特山（即不儿罕山）以西成吉思汗第三斡耳朵，第四斡耳朵之地的巴儿忽惕加入卫拉特（即瓦剌）后组成了新的卫拉特，而尚未被瓦剌侵占的第一及第二斡耳朵后来合并成了鄂尔多斯。”据此可以认为瓦剌占领的地方为肯特山以西以和林为中心的那一带，当中包括成吉思汗的第三、第四斡耳朵在内。瓦剌向明朝称臣，明朝封其三首脑马哈木、太平、秃孛罗为顺宁王、贤义王、安乐王。
明朝还对鞑靼进行了招抚。在永乐七年（1409年），明成祖“遣都指挥金卜歹、给事中郭骥往谕本雅失里”，“本雅失里谓我封其三强酋，杀之”。明成祖大怒，派总兵官淇国公丘福北征鞑靼。丘福前进至克鲁伦河之北时中了鞑靼军队的埋伏而全军覆灭。明成祖遂于永乐八年（1410年）率军亲征，在明军的压力之下，鞑靼大汗本雅失里与阿鲁台分道扬镳，本雅失里率一部分人马向西欲投奔瓦剌，而阿鲁台则率另一部分人马东奔。当本雅失里前进至斡难河源时，明成祖亦率领追兵尾随而至，双方爆发激战。本雅失里战败，仅以“七骑渡河遁去”。《明史》对双方的战场作了专门的介绍：“斡难河者,元太祖始兴地也”，斡难河源是元太祖成吉思汗正式即位的地方，故称之为“始兴地”。
明成祖在斡难河源击败了本雅失里之后，再率师向东，痛击了阿鲁台部。明成祖回师之后，瓦剌杀死了逃亡中的本雅失里，并乘机侵占了克鲁伦河上游一带，其骑兵甚至还南下到了兴和一带，显然，瓦剌又占领了成吉思汗的第一、第二斡耳朵之地。至此，成吉思汗的四大斡耳朵之地已经全部落入了瓦剌之手。尽管瓦剌早已向明朝称臣，但其在此期间却擅立一位名叫“答里巴”的傀儡为大汗，甚至开始侵犯明境，故明成祖不得不在永乐十二年（1414年）再次北征，膺惩瓦剌。明军越过克鲁伦河，在撒里怯儿之地开始与瓦剌的前锋发生了接触，当明军继续前进到撒里怯儿与土剌河之间的忽兰忽失温的时候，答里巴、马哈木、太平、秃孛罗等率领的瓦剌主力早就在那里等候多时，双方进行决战。明军一举击败了瓦剌军队，并将其驱逐出了成吉思汗的第一、第二斡耳朵之地，瓦剌可能重新退回了肯特山以西。
此战的战场是忽兰忽失温（蒙语“红山嘴”），位置在撒里怯儿与土剌河之间。而所谓和“撒里怯儿”，即是《元史.太祖本纪》中的“萨里川”，也即是成吉思汗第二斡耳朵的所在地，相传他的葬地就在这附近。当时跟随明成祖一起北征的金幼孜，他在《后北征录》中记载：“（六月初三日）晚次双泉海，即撒里怯儿；元太祖发迹之所。旧尝建宫殿及郊坛，每岁于此度夏。”
由上文可以知道，鞑靼大汗本雅失里将明军引至成吉思汗的“始兴地”斡难河源与之作战；而瓦剌则将明军引至成吉思汗的“葬地”撒里怯儿与之作战。这两个战场都与成吉思汗的遗迹有关，这决不是偶然的。《蒙古源流》记载，全体蒙古人认为“圣主（指成吉思汗）不仅仅是蒙古的主上，而是收服了整个五色四夷的皇天之子”，谁冒犯了成吉思汗的神灵，谁就会“招灾引祸”，《古源流》记载瓦剌太师脱欢在成吉思汗遗下的宫帐中举止悖谬，结果被成吉思汗的神灵用箭射死。关于类似的传说，诸多蒙文史籍均有记载。在现代人的眼中，依靠鬼神来战胜强敌的古代传说当然是失实的，但古代蒙古人对此是深信不疑的。例如《元史.郭德海传》称“三峰山之战，睿宗（即拖雷）令军中祈雪”，认为拖雷靠召来大雪而战胜了金军；而《蒙古黄金史纲》则记载元顺帝逃出大都之后，其子必里克图（即爱猷识理达腊）“祭'扎答'（即祈雪），降了风雪，汉军士马冻死殆尽”，认为必里克图靠召来大雪而歼灭了追兵。本雅失里选择成吉思汗的始兴地与明军作战；而瓦剌选择成吉思汗的葬地与明军作战--反映了蒙古人企图借助成吉思汗的神灵来惩罚明军的愿望。
